2016年2月26日星期五

吴官正、杨继绳绝交内幕

我问杨继绳:听说你被中宣部三任部长批评过?他笑了,扳起指头数:“王忍之、丁关根、刘云山……对,三任,有的还不止一次,丁关根就两次,刘云山也好几次——不过,我批评他们更多!”

杨继绳对我感慨:到底还是社会进步了,想当年如果一位记者被中宣部长陆定一批评了,那还得了?家破人亡啊!

他加了一句:“这就是前捷克总统哈维尔说的‘后极权社会’么!”——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衰竭,革命的“总发条已经松了”!

杨继绳的文字生涯,见证了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如何衰竭,总发条是如何越来越松。他的新著《墓碑》出版后的遭遇,与他三年多前出版《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》时相比,境遇就已经大为宽松。

赵紫阳临终前看杨继绳的书

《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》是2004年12月初出版的。当时杨继绳已经退休,但他其实早就在写作这本书。书中刊载的《三访赵紫阳》这篇文 章,记录了他在九十年代中期对被软禁的前总书记的访谈,成为研究赵紫阳晚年改革思路和“六四”期间中共高层交锋的最权威资料之一。杨继绳曾承诺在20世纪 结束前不向外透露,进入新世纪后,赵紫阳病情日重,杨继绳趁他健在时出版这本书。

杨继绳告诉我:赵紫阳去世前看的最后一本书,就是这本书:2004年12月底赵紫阳住院时,他女儿王雁南对他说,有一本书写了你。赵紫阳当即 表示要看,他女儿说“等你好了再看吧”,但赵紫阳坚持要看,看了十来天,看完了。看完没两天他就去世了。“他的家人对杨继绳说:赵在看这本书的过程中说了 几句话:“这本书的份量很重。”“有些分析我是同意的。”“叙述是公允的”,“对我访问的记录是准确的。”“我担心作者的安全。”

关于这本书的写作经过,杨继绳告诉我,他在《经济参考报》担任编委兼理论部主任时,经济理论的版面最多(每周三版),每半年要请在京的著名经 济学家开一次讨论会,这样与经济界的主管官员和学者的联系越来越密切。在《炎黄春秋》工作时,还经常同的老人们开会、吃饭,通过这种接触,了解到许多 关于重大决策的争论内幕

去访问赵紫阳,主要是通过宗凤鸣,宗凤鸣跟赵同乡,是赵紫阳派到体改委的联络员、体改委委员。杨继绳有两次开会跟他住在一个房间。表达想见见 赵的愿望,宗凤鸣答应去对赵讲试试看。“他要我提问题,我就提了两个,一个是,胡耀邦下台,海内外说,你落井下石,对这个说法,你怎么看?一个是:共产党 的总书记下台,都做了检查,为什么你不作检查?”

赵紫阳同意了见杨继绳。杨继绳与宗凤鸣去了两次位于富强胡同的赵府,第三次是李普、杜导正组织的,将赵紫阳夫妇请出来到原中央军委办公厅主 任、中纪委副书记肖宏达家谈的,李普、杜导正也在场。杨继绳给我讲了一个趣事:前两次都没有录音,第三次去时,前广东省委书记、省人大主任林若赞助了一台 很高级的录音机,还没拆封呢。但是太先进了,我们都不会用,我弄了半天也不行。赵紫阳笑话我:“你还当记者呢,录音机都不会开!”他来鼓捣,一下就打开 了。我惊叹:你怎么这么有本事?他说,我老伴连电视都不敢沾,在家都是我来开。

这一次赵紫阳有正式当众回忆留下见证的意愿,原原本本讲了许多重大问题。

像小孩放爆竹,吓著了一些人

杨继绳老伴是天津市城市规划局副总工程师,也退休了,他们育有一儿一女,女儿在加拿大念完学位后“海归”,女婿在北京当律师;儿子是清华博士 毕业,从事IT业,曾到海外工作,现也是“海归”。杨继绳在出版《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》之前,把儿子和女婿找来说:我写了本书,可能会坐牢。但是为写 书坐牢不是丑事,不是搞腐败坐牢。第二现在不搞株连,不会影响你们的事业。叫他们作好思想准备。

但是并没有坐牢。过了很久之后,新华社老干部局打来,很客气地要杨继绳到社里来一趟,对他说,中宣部对新华社三件事很重视:前副社长李普 对外发表谈话,另外一位80多岁的前副社长写,批评当局对赵紫阳丧事处理不当;第三件就是你出这本书。新华社对上表态说,我们在“保先教育”中自己解 决。他们两人都80多岁,就算了吧,你是不是在“保先”支部会上说道说道?

杨继绳同意了。他告诉我:在会上,他先介绍了书的内容梗概;为什么要写这本书,因为作为四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,老记者,要对党忠诚,不可能不 研究这段历史,既然研究,不可能不写,这正符合“保先”的要求——“保先”就是保持对理想的追求,“保先”就是保持对阻碍改革的势力的批判精神,“保先” 就是……他一口气说了四五个排比句。

那么,检讨了吗?他说,我不知道中央领导同志批评我什么,我只能说反思:第一,没有想到这本书影响这么大,像小孩放爆竹,声音太大,吓著了一 些人,我向他们表示歉疚;第二,这本书可能出版得早了一点,再晚十年可能更合适;第三,沉痛地检查:这本书还有错别字,有的名字也弄错了,再版一定要改 正。

杨继绳说,过了几天,他们又打来电话:你的检查我们要整理上报。“他们在电话上念给我听,三点反思变成这样了:第一出版时间太早,第二出版地 点不对;第三有不准确之处和错别字。我说,我没有说‘地点不对’呀?在香港出版,香港已经回归中国,这条删掉吧!对方说,老杨啊,你就别太较真了!”

后来他问在中南海工作的同学怎么回事?同学告诉他,原来是几个人在谈这本书时,有人说这本书讲的都是事实,说的都是实情,有什么错?胡锦涛说:还得讲个时间、地点吧。据说,有人向胡锦涛告了状,胡锦涛不得不这么说。

但是中宣部一位领导在2005年初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给这本书定性说,是境内外呼应,是泄密!

中央领导批示调查报告30篇

一个清华大学汽车拖拉机制造专业的毕业生,竟然当了新华社记者,命运的安排让人好奇。杨继绳告诉我:

我上中学就爱写作,作文老得表扬,初一的一篇小作文,老师拿到《中国少年报》发表了。1960年想考新闻系,但当时的两家有新闻系的大学,复旦大学那年不在湖北招生,人民大学新闻系那年只招调干生,不招高中应届毕业生。学校就只好让我报了清华。

清华学制六年,期间加入中共。后来他在对一家媒体谈起过自己的大学时光:“我在清华的确学到了很多知识,但在人文教育方面却有很多欠缺。我们 不知道清华曾经有王国维、陈寅恪这样的大师,只能看到科技书籍和马列主义书籍。记得当时校长蒋南翔在大会上教育我们:你们要在这个社会上立足,就是两条, 第一,要听话,第二,要能出活儿。回想起来,这个话作为父亲告诉孩子的人生经验还是可以的,但是作为一个大学校长,一个教育家教育学生就有些不伦不类 了。”杨继绳还在一个会上提出“清华综合症”的几条“症状”:重工轻文,实用主义,等。

但仿佛冥冥之中有安排:想学新闻,偏偏学不了;不想干新闻,偏偏甩不脱。他一心一意要当中国的红色拖拉机专家了,没想到,毕业那年赶上“文 革”爆发,1967年,中央文革下令新华社、《红旗》和《人民日报》,要从工科院校招人。杨继绳当时已经分配到位于包头一家制造坦克的大厂,去不去新华 社?他犹豫了半年,也苦恼了半年。最后听说当时在清华掌权的蒯大富将他的调令扣下了,学生组织的另一派不服气,将这个调令弄出来给了他,这才去了新华社报 到,分到了天津分社。他呆了一个星期,感觉大名鼎鼎的新华社,队伍精神面貌和水平都不怎么样嘛,当记者只要两个字: 紧跟。他想回清华重新分配,被母校拒绝;他又到天津的内燃机、汽车、拖拉机企业找了一圈,都碰了壁,才塌下心来干记者。

尽管没有受过正规文科教育,但年轻时想走新闻道路时期所做的准备,尤其是文史知识和人文情怀,让他对“生年不百岁,长怀千岁忧”、“朝闻道, 夕死可也”这些体现价值理念的格言烂熟于心。杨继绳当记者期间,对涉及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重大问题进行专题调查和典型调查,其中被政治局委员以上批示的调查 报告就有30多篇。1972年,他和马杰的内参《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,严重影响军民关系》,毛泽东、周恩来都作了批示,中央并以“中共中央1972年第 28号文件”转发全国,责令全军立即退出“文革”中占用的民房. 仅北京军区就退出民房39万平方米,66军出动了两个连队搬家,腾出了被占作军部的天津师范大学。他还写了《天津劳动生产力调查》,毛泽东也批示了。

对外开放伊始,一些引进国外技术的工厂,用阶级斗争观念对待外国专家,把他们当成“外国资本家的代理人”。1980年6月,他到天津化纤厂采 访。发现这个厂党委明确指出,外国专家是“受雇于外国资本家的劳动者”。鼓励职工虚心做外国专家的学生,工程进展很快。他写了调查报告,胡耀邦看到后立即 批给有关部门,国务院为推广这个经验专门召开了会议,并将会议纪要以国务院办公厅名义下发全国。

1981年,他写了《外国合作者在渤海洋油田遇到的难题》,提出用改革开放的新观念重新审查、修改过去的“红头文件”。胡耀邦和赵紫阳作了长篇批示,国务院就这篇调查召开了专门会议,以国务院办公厅、中央军委办公厅联合文件名义转发全国。

1982年,他和另一记者到七省市进行能源调查,写了《搞好我国节能工作的12点意见》的报告。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姚依林批示:其中“有很多有 价值的看法”,让国家计委主管能源的领导人专门召开会议听取他们两人的意见,并将调查报告作为国务院办公厅文件转发全国。

杨继绳将自己的新华社记者生涯分成三个十年,第一个十年,1968年到1978年,他以稿件登上《人民日报》头版为荣,有一年曾有12篇稿上 了头版头条,回过头来,杨继绳说这一个十年,绝大部分稿子都应当烧掉,只有《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》《天津劳动生产力调查》两篇是经得起历史考验、不感到 羞愧。

第二个十年起头,杨继绳反思感到前十年真是白干了,但是有评职称等许多现实利益羁绊,还不能完全避免“跟著跑”。直到第三个十年,才更具有独立自主性,采访写作基本上不违背记者的良知。

杨继绳给自己的定位,是学者型记者(研究型记者)。他尝试著两栖于记者和学者之间,主张独立思考,独立调查,以记者的敏锐捕捉问题,以学者的 深度剖析问题。他不同意有人说,采访的基本任务是了解事实,他觉得,仅仅了解事实是不够的,思辩性报道采访最根本的任务是摘取事实背后的智慧之果,提炼出 代表这一时期社会思辨水平的最高结晶。他的一句名言是:“如果一个记者的成就是一个三角形的面积的话,那么,调查,读书,思考,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三个边, 三个边越长,三角形的面积就越大;而缺少任何一个边,三角形的面积就等于零。”

老同学吴官正也渐行渐远

杨继绳在《我的记者路》一文中说过,“记者和官员是两条不同的路”。官员的职能是管理,主要在“做”,记者的职责就是“说”,说出事实真相, 说出群众想说而不敢说的话,说出使人顿开茅塞的话,说出使人义愤填膺的话……“所以,真正忠于职业的记者,就会堵死做官的路”。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的 话:“一无所求,二无所惧,就能自立于天地之间。”

清华校友中当官的甚多,以致政坛有“清华帮”一说。前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和他是一个系,比杨继绳高一年级、在校时就相熟的校友,很长时间内保持 联络和来往,无话不谈。吴官正从武汉市长任升为江西、山东省委书记,关系才有了微妙的变化,“我去山东,他听说了就请我吃饭,但是说话就谨慎了;到他当了 政治局委员,我工作单位托我请他吃顿饭,请不动了。”杨继绳还是给老同学寄去了自己的著作《邓小平时代》(香港版),并针对“满朝文武无官正(吴官正), 反腐倡廉未见行(尉健行)”这句民谣,在书的扉页上抄了《论语.颜渊》中的一句话:

吴官正同学:

政者,正也。子帅一正,孰敢不正?

老同学继绳

吴官正可能对这句话不高兴,从此断了联系。

得罪了李瑞环

批评杨继绳的不止是中宣部长,天津主政的领导人也批过杨继绳。杨继绳告诉我,他在天津新华分社当记者时经历了四届市委书记,对其中三届的工作 写过批评文章,招来了不少是非。1979年初,他写了《陈伟达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形势》,天津市委书记陈伟达很高兴,称赞小杨不错,提出要调他去‘协助 我抓工业’,杨没有应允。李瑞环来天津后,八十年代初杨在《天津日报》写了篇杂谈《学历·知识·才能·贡献》,在学历至上的年月指出这四者是不能画等号 的,最后要看贡献。学历不高而自视很有才能的李瑞环觉得很对口味,要调杨去市委研究室当副局级调研员。不料,1987年、1988年杨继绳查了很多资料, 听取了金融界朋友的意见,写了四篇揭示天津经济地位的调查报告,指出中国这第二经济高地正在下沉;还写了一系列述评,其中一篇《孤岛的困窘》:是将天津比 作物价“人造孤岛”。他以火柴为例,指出低价并非成本低,而是大量财政补贴造成,“孤岛效应”导致火柴外流、限产、短缺,表面上稳定了物价,实质是违反经 济规律、影响经济改革。

这下得罪了急欲有亮眼政绩的李瑞环,据杨继绳所知,李瑞环在会上、见外宾时忿忿地说了九次:有人说天津是孤岛,孤岛要下沉,这不是无知妄言,就是别有用心。我们是光荣的孤岛!

“六四”后李瑞环上调北京进了政治局常委,有几个朋友告诉杨继绳,听见李瑞环聊天时说过好几次:天津有个杨继绳,反对我,后来一查,他是个书呆子!

杨继绳后怕:幸亏没有调到天津市机关去工作。

《亚洲周刊》还披露过一件杨继绳的轶事:有一次,驻天津部队66军搞军事表演,天津分社的记者被请上了主席台,军长跟记者一一握手。但因为杨 几次揭露了驻军的问题,军长走到他跟前不仅不握手,还瞪了他一眼,杨继绳也回瞪了军长一眼,事后他笑著说,这是“以眼还眼”。

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,杨继绳在一篇文章中指出,新闻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新闻事业与政治权力的关系。这也就是另一层面的“记者”与 “官”的关系,官手上有权,媒体、记者手上有笔。极权主义虽然动力衰竭,但还没有消耗殆尽,代表这一势力的官员还是期望掌控媒体,这注定已经是“不可能的 任务”,尽管在一人一事上可能得逞,也不可能让人心服,而只会引起更大的反弹。最近的一例,就是一位前中央主要领导人不满《炎黄春秋》杂志正面报道赵紫 阳,要求一位政治局常委严肃处置。于是杂志的主管部门文化部以“年龄”为由,要求社长杜导正等杂志社领导“退休”。然而,杜导正、杨继绳和吴思都没有束手 就范,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抗争、交涉。截止发稿时为止,杜导正并没有奉旨退休。

杨继绳感慨地说:一个国家如果掌权者不仅是权力中心;同时又控制信息决定老百姓应该知道什么,成为信息中心;进而决定什么是正确,什么是错 误,成为“真理中心”,这个国家的命运就太危险了。历史决不能用来为掌权者一统江山服务,而我们新闻记者就是对历史负责的人。 [来源:博讯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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